从人情到游戏：刘骐鸣《红包》作品的社会学品读

历史、政治和公共话题是刘骐鸣艺术创作贯穿始终的线索。如果说以前的作品更多的是历史与政治在艺术家个人心灵上的投射。那么从《红包》开始，作品不再把重点放在艺术家私人感受之上，刘骐鸣开始艺术家的身份来探索互联网与公共空间。

早在2014年微信红包刚刚推出的时候，艺术家就敏感地捕捉到微信红包的游戏本质与传统红包的人情本质的区别，并且觉察到微信红包隐藏着的互联网文化。

红包是中国人的节庆和典礼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从婚宴到乔迁，从生日到过年，种种具有象征意义的重大人生变化都有红包的助兴与见证。这有点像西方人的礼物，但是我们的红包里包裹着的人情、关系和面子，则是西方人难以理解的中国文化。

中国人的红包既像是礼物，又像是奖金。红包像礼物一样带有祝福与期待，但是又不像礼物那样富有个性而专属个人。红包与奖金一样都是真金白银，但是我们收到红包并不像收到奖金那样欣喜，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只是临时的保管员。红包背后的人情、关系、面子也冲淡了现金在手的满足与踏实。

人情、关系和面子就是中国人生活的一切。如果说我们有理想，那么理想就是人情厚、关系广、面子大，而滋润这个理想茁壮成长的重要养分就是红包。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天下没有散尽的红包。红包作为亲朋好友的情感润滑剂，婚礼、新居等仪式上的助兴催化剂，以及利益交换的工具，其中包着的不仅仅是现金，还有儒家文化的伦理秩序，商业文化的互惠互利，权力规训的等级秩序。红包创造、维持和强化着中国人的人际关系。

近两年的微信和阿里等发起的“电子红包”，正在改变着传统红包的定义。2014年，艺术家刘骐鸣做了《红包》的作品。艺术家在微信红包平台上，将1元钱分享给了100个人，与这100个参与者发生着有趣的互动与影响。这个作品颠覆了传统红包中的“人情、面子与关系”，既不会让发放者获得更深厚的人情回报，也不会让他面子有光，因为只有一分钱。一分钱的红包更加不会建立任何利益关系。

“一分钱的电子红包”用最简单的方法，揭开了着互联网的文化特征：分享、互动、平等、游戏。同时，艺术家也让我们重新思考“传统红包”构建的人情、关系、面子的人际关系结构。

刘骐鸣的《红包》切中了“红包文化”的本质，“一分钱的电子红包”既继承了传统红包的社交功能，又没有人情债的负担，没有预期的回报，没有短期功利目的。只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表达，一种自愿的赠予。发红包与收红包的人没有长幼尊卑之分，红包游戏中的地位和权力都趋于平等。

如果说传统红包围绕着人情、面子和关系做文章，那么电子红包的最大原则就是有趣和欢乐。电子红包与传统红包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责任，一个是游戏。相比起传统红包承载的象征意义与交换价值，电子红包更像一个游戏。互联网时代，红包由一种义务、人情与交换的工具，化身为平等、轻松的集体狂欢游戏。

刘骐鸣的作品《红包》在今天看来似乎平淡，但是在两年前，微信红包刚刚推出的时候，刘骐鸣就能捕捉到微信红包对传统文化的颠覆与解构，并且在作品中把互联网文化的游戏特征放大，这是一个关注公共话题的艺术家必须具备的敏锐、敏感与敏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