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洗之后：刘骐鸣三件作品中的身体、社会关系与视觉呼应

摘要：本文考察刘骐鸣《清洗》《洗手》《洗牙》中清洗动作、物质转移与身体处境的变化，并结合“红色的圆”的视觉呼应，讨论艺术家如何通过身体介入历史记忆、公共关系与照护条件，将日常行为转化为社会批评。

关键词：刘骐鸣；行为艺术；社会介入；身体；视觉形式

一、清洗的后果

清洗意味着某种改变。但污物离开原来的位置，并不等于消失；表面得到清洁，也未必意味着问题已经解决。刘骐鸣的《清洗》《洗手》《洗牙》，使这一日常动作中容易被忽略的过程与后果进入观看。

三件作品可以作为“清洗”三部曲来阅读。它们之间最值得注意的联系，是身体位置的变化：《清洗》中，艺术家处理一个负载文化与政治意义的物体，随后吞下剩余；《洗手》中，他邀请他人参与，再将清洗后的液体饮入体内；《洗牙》中，身体自身成为被清洁和维护的对象。口腔贯穿其间，先后作为接受剩余的入口与接受照护的部位。

这条联系使社会问题始终保持着具体的落点。刘骐鸣以自身进入行动，承受行动的后果。他所关注的历史、公共责任与制度安排，也因此与人的身体经验相接。作品提出的问题是：清洗改变了什么，留下了什么，又由谁来面对这些剩余？

二、《清洗》：无法完整剥离的历史

《清洗》记录02

2012年的《清洗》中，刘骐鸣使用洗涤用品与清洁工具反复处理红苹果。红色表皮被逐渐去除，果肉也随之损耗，最后留下的果核被艺术家吞下。^[1]

红苹果的文化意义，首先来自人们对它的熟悉。在中国的赠礼与节庆生活中，苹果常因“平安”的谐音承载祝愿，红色则增添了喜庆意味。然而，在这件作品中，同一种红色又指向中国现代政治历史中的动员、崇拜与暴力记忆。家庭中的吉祥之红与政治生活中的权威之红，共存于一个日常物体之中。

这种共存尤其值得辨认。人们接受一种颜色时，也可能同时接受依附于它的情感与价值。亲切的生活经验，使某些政治象征变得熟悉；政治表达又借助家庭、节日与集体生活中的情感获得认同。刘骐鸣所处理的，因而是已经进入个人经验、难以单独分离的历史。

苹果的物质变化使这种困难显现出来。果皮与果肉彼此连接，去除表面的动作一旦持续深入，就会损及苹果本身。思想上的自我清理，在这里遭遇了身体经验中的代价：人如何拒绝塑造过自己的观念，又如何保存与这些观念纠缠在一起的生活？

作品中的“清洗”因此也触及“洗脑”。自我反省原本意在摆脱强制，但若将纯净作为唯一目标，将复杂经验一概视作应被清除的杂质，反省也可能重新采用强制性的方式。作品没有提供一个清洗成功后的完整苹果。它留下损耗，并以吞咽使这种损耗重新与艺术家的身体发生关系。

阿布拉莫维奇的《巴尔干巴洛克》通过刷洗牛骨，使清洁动作面对战争造成的伤害与记忆。^[2] 两件作品可以在清洗的限度上展开比较，但刘骐鸣的着力点更接近自我内部：清洗者自身也是历史塑造的结果。吞下果核，使他无法站在被清除之物的外面。行为结束之后，剩余仍须由自己面对。

三、《洗手》：清洁如何发生于他人的承担之上

《洗手》记录02

2013年的《洗手》中，刘骐鸣将红酒倒入玻璃器皿，邀请观众洗手。每有人洗过，他便饮下一大口其中的液体，直至饮尽。^[3]

红酒的选择决定了这件作品的特殊语境。在中国的一部分消费经验中，它联系着欧美生活、小资情调与社交品位。将红酒用于洗手，改变了这种饮品的用途，也使附着于它的体面想象进入一个不适宜的场合。

更重要的变化发生在材料内部。手上的尘埃与附着物进入酒中，原本供人饮用的液体成为洗手后的混合物。它可能仍然保持红色，仍然盛放在透明器皿中，但已经不是最初的红酒。作品让观众同时面对一种熟悉的文化形象和这一形象之下实际发生的改变。

随后，刘骐鸣将它饮下。清洗在这里形成了可以追踪的路径：污物离开参与者的手，进入器皿，再进入艺术家的身体。一个人得到清洁，另一个人接受清洁的剩余。吞咽使这一关系无法停留在象征层面。

作品的社会批评正由这一安排产生。它促使人们注意，日常秩序中的清洁与体面，往往依赖某些不被看见的承担。刘骐鸣并未用参与者代表某个阶级，也没有将红酒简单等同于某种制度。他在现场建立了一种关系，让观众意识到自己的动作会产生后果，而这些后果正在由别人接受。

小野洋子的《切片》同样邀请观众行动，使参与直接改变艺术家的身体处境。^[4] 但《洗手》的特殊之处，在于动作本身的温和与后果之间的距离。洗手如此普通，邀请也似乎容易接受，直到艺术家饮下液体，参与者才不得不重新理解自己刚刚完成的动作。

规则由刘骐鸣主动提出，这也使作品保留着伦理上的复杂性。自愿承担不能取消对承担方式的追问。艺术家越是表现出接受的意愿，观众越需要思考：一个人的自愿，是否足以使不对称的关系变得合理？赞许牺牲，有时也可能让人停止追问牺牲为何发生。

四、《洗牙》：维护身体的社会条件

刘骐鸣，《洗牙》，纽约，2026年，过程记录1。

《洗牙》的镜头贴近面部，张开的口腔位于画面中心。戴着手套的手从不同方向进入，器械与吸管集中于牙齿周围。现场保留了吸水声、机器声和医护人员的交谈，话语又被操作声遮盖。艺术家需要维持姿势，配合他人的工作。

前两件作品中接受果核与红酒的口腔，在这里成为照护的对象。观看的位置也随之改变。观众不再只关注艺术家能够承受什么，而开始面对这个身体本身的需要。

洗牙的日常性构成了作品的重要条件。它无需借助异常的身体行为制造紧张，近距离取景便使人感到口腔暴露于他人操作之中的脆弱。艺术家将这段私密经验置于公共观看中，使个人习惯背后的生活条件获得讨论的可能。

是否定期维护牙齿，看似是个人选择，实际选择却受到成长经历、经济能力、健康知识与服务可及性的影响。如果仅以文化习惯解释长期缺乏照护，便容易将社会条件造成的差异归结为个人问题。作品由此提出制度层面的追问：预防性的维护能否被稳定地获得，费用与服务如何安排，哪些人不得不等到疼痛之后才寻求帮助？

乌克莱斯的“维护艺术”将清洁与照料劳动带入艺术讨论，使支持日常生活持续运转的工作得到关注。^[5]《洗牙》则从接受照护的身体出发，让这种劳动与其服务对象同时出现。画面中的手不是抽象的关怀，它们正在执行具体工作；身体能否得到维护，也取决于这些工作能否成为可及的服务。

从红酒所代表的生活想象，到口腔护理所涉及的实际条件，刘骐鸣的跨文化经验在这里发生了变化。观察一个社会，不能只看它展示何种生活趣味，还要看它如何处理普通人的身体需要。《洗牙》所提出的社会问题，正落在这种日常而具体的安排中。

五、三个红色的圆

红苹果、圆形玻璃器皿中的红酒，以及张开的口腔，在三件作品之间形成了“红色的圆”的视觉呼应。《洗牙》的画面提供了清楚的例证：嘴唇围合出近于圆形的开口，内部的红色受到集中照明与周围暗部的衬托，与苹果的表皮、器皿中红酒的色面相互回应。

三个圆各有形态。苹果是实体，器皿中的酒呈现为液面，口腔则通向身体内部。红色从物的表面，经过容纳液体的空间，最终显现为身体组织自身的颜色。物象之间的相似，使观看得以延续；它们功能上的差异，又使同一种形式不断改变含义。

这种联系体现了刘骐鸣从日常事物中辨认视觉关系的能力。材料、器皿与取景角度的选择，共同参与作品的构成。行为中的社会关系通过这些可见形式得到呈现：苹果承受清除，器皿汇集清洗的剩余，口腔接受它们，并最终暴露自身。三件作品的观念联系因此有了视觉上的依据。

将它们作为三部曲阅读，其价值不在于建立一条从创伤走向治愈的道路。《洗牙》没有清除历史，也没有解决《洗手》中的不对称关系。它改变的是我们面对承担者的方式：一个身体可以参与社会、表达拒绝、接受后果，但这些行动不能成为忽略其需要的理由。

刘骐鸣将社会介入落实于自己的身体，也使批评必须返回这个身体。观看若止于理解象征或赞许承受，仍未触及作品留下的问题。一个人为何需要如此承担，而支持他继续生活的条件，又应由谁来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