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刘骐鸣：艺术是人类灾难现场的诺亚方舟
CCA：新冠疫情期间，你主要居住在哪里？疫情对你的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刘骐鸣：纽约是一座有温度的都市，弥漫在镜幕林立的大厦、迷幻的教堂、静穆的墓地与田园栖居之间的是多元而躁动的人文景观，这是我选择定居纽约的根本原因。这次全球疫情蔓延，作为华人身份，我想不管身处海外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可能都面临着同一种境遇，不管你怎么做，你都很难摆脱那份尴尬。
COVID-19从中国武汉爆发，两个月后的美国纽约却成了全球的重灾区，这是一个令人疑惑而残酷的现实，也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话题焦点。从疫情爆发以来，我目睹纽约华人个人或团体积极购买各种防疫物资捐赠武汉，纽约各个药房也就很快断货，当然我也参与其中。两个月后，当美国疫情爆时，我们自己却没有可用的防护设备，就连基本的口罩也买不到。情绪也从隔岸关怀转为切身的焦虑与恐惧。
所谓“中国人打上半场，海外打下半场，海外华人打全场” ，我想这话并非仅指海外华人全力以赴抗疫的行动。抗疫不算什么事，其实在互联网络的今天，中国人在自己国内的言行同样也能或多或少的直接影响着居住国对华裔符号化的判断。比如中国人对外国抗疫的幸灾乐祸的言辞，比如当特朗普嘴里冒出“Chinese virus”一词时，你会担心周围是否会有人对你潜藏敌意。因而海外华人面对的并非只是疫情，而最为重要的是要抵御损毁，砥砺前行誉建光辉。在纽约口罩还没有从足供应时，不少华人积极的参与募集、捐赠抗疫物质及时送给纽约警察局、医院等公共事务机构的工作人员。
CCA：疫情带来了生活的失序，这迫使很多人从疫情反观到日常生活的状态。你如何看待这次疫情与日常生活状态之间的关系？
刘骐鸣： 疫情远还没有结束，今天美国的各州也是此消彼长。我相信这次疫情将深刻的改变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人文风景，表面上的改变可能是短暂的，但精神性后遗症将会是永久性的，尽管人类总是那么健忘。虽然，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的制造灾难和适应灾难的历史，但我对人类的适应能力还是报以最大怀疑。
在欧美居民的生活经验与认知中，只有病人才需要戴口罩，所以即使在纽约病毒感染人数已经爆发式增长时，很多纽约人出门仍然是不戴口罩的，直到政府强制要求居家隔离，出门必须戴口罩后，我们才能看到行人或超市购物的人们才逐渐戴上了口罩。这个认知与习惯的改变，让美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然，在纽约疫情初期的三四月份，就是他们想戴口罩那也买不到。华人基于对中国的抗疫经验与文化习惯，算是纽约口罩人的典范，当然也基于多少都有一些中国的渠道，才能很快的从中国购回口罩自己用上。
3月17日，收到艺术家李勇政从中国寄来的口罩。
隔离与自由，这是一个问题。最经典的台词是：中国人说“命都没有了，要自由何用？”而美国人说“自由都没有了，活着又有什么意义”？所以，文化不同，价值观不在一条线上，美国要实施中国式的隔离这是根本就不可能的。也因此，在戴口罩与隔离的问题上，欧美国家必然会因此付出沉重代价。
尽管疫情间国家补贴不少，第一轮每人1200美金，失业者不仅可以申领每周几百不等的失业金，还外加疫情失业补助每周600美金，因而不少人的收入反而比平常上班还多。第二轮国家补助也在细则研究之中，但尽管如此，对于习惯了自由生活的人来说，当发生明州事件时，就成了最好的上街理由。疫情强制的隔离政策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强烈的情绪压抑，他们一定会寻找到一种宣泄的方式。尽管这场以平权为口号的游行很快蔓延至欧洲，跟任何一个国家一样，一定会伴随着不法分子的趁机打砸抢和极端主义者掀起特权行动。但是，宣泄之后就是平静，依法办事，该咋滴就咋滴，这就是美国。
CCA：从国内外的舆论来看，人们并没有因为人类共同的敌人——新冠病毒——而统一战线，相反在各方面出现了分裂。很多人断言，这次疫情终将改变世界。你如何看待这次疫情对未来世界的影响？
刘骐鸣： 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制造或释放病毒就是对全世界全人类开战，这是反人类罪行。面对病毒的蔓延，不同国体、不同文明进程、不同生活习惯造就各个国家不同的抗疫策略与方法，虽然这并不是研究病毒、发明疫苗的国际合作的障碍。这届各国政府未能走向合作形成统一战线，说明这届各国政府不行。当然，我还没有看到在历史上是哪届政府行过，但这并不意味着跟今天欧美多国的保守主义势力控制局面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当西方社会把“政治正确”当作万的恶之源来批判时，现代文明就算告一段落了。
当然，西方左派与右派之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极左与极右都是思想的奴隶。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作为思想的存在都是人类的思想库存，但是运用到国家管理的政治实践上，极左或极右都必然会陷入理想主义的深渊。所以，从形而下的视觉看，左右之争仅是金字塔顶端上的人为怎样才能更好的维护他们的共同利益的方法论而已。
人类的每一次灾难都必然深刻的改变世界，但是究竟是走向更好还是更坏却并没有定数。这次疫情并不会改变现有国际次序，只是加深了几年前就已经撕开的裂缝。
CCA：这次疫情带来了各国保守主义的兴起，很多人也担心这种保守主义会严重损害到全球化的未来。你认为这种保守主义会给全球艺术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刘骐鸣：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是欧美现代政治的硬币两面，本质上是同一个方向的两条不同路径，而并非是方向相向或者相反，尽管他们各表一枝，甚至彼此否定，但是发展到今天也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尽管欧美保守主义抬头是在欧洲大量接受中东难民所引发出一些社会问题的那天就开始了，但这次疫情的确加速了欧美各国保守主义势力的巩固。保守主义并不抗拒全球化，只是会对全球化做一次新的定义，等于对全球化版本进行一次病毒防护的升级处理。
严格的说，“全球化版本”升级是从中国加入WTO十五周年那天起就已经启动了，此次疫情只是催化剂而已。我把疫情前称作“全球化1.0版”，疫情后称作“全球化2.0版”。这次疫情让更多的国家和人们认识到不同文明程度与不同价值观的群友是如何相互伤害的，不同价值观的国家或地区在同一个游戏规则下，冲突与损害远远大于所能获得的利益，得不偿失，这是全面终结全球化1.0版的根本原因。
如果说2.0版本是保守主义的胜利，那么它将给艺术界带来怎样的一个面貌呢？其实在国家机制相对健全的欧美社会中，政治上的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对艺术生态的影响是有限而微妙的，艺术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疫情大流行改变着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与思考方式，这将带给艺术生态一次全新的革命机会，目前这种革命的不确定性还没有标准答案，这是我们必须关注的重点。
CCA：历史上不乏艺术家对自己所遭遇的灾难所作的表达，前段时间也有一些批评家或公众号在推出艺术史上的一些案例。你在这些与灾难有关的艺术案例中，有没有自己特别感兴趣的艺术家或作品？
刘骐鸣：我没有注意到你说的什么案例。我所知的对灾难反思的艺术家很多，这也是任何一个知识分子的自然反应。相对来说，我比较喜欢克里斯托（Christo Vladimirov Javacheff）、博伊斯（Joseph Beuys）、安塞姆·基弗（Anselm Kiefer）对战争的反思，很遗憾克里斯托在此次疫情期间（2020年5月31日）在纽约市的家中去世了。
CCA：这些历史上的艺术家们对所经历灾难的思考与表达对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病毒灾难有什么样的启示？
刘骐鸣：不同时代的艺术家和同时代不同思维类型的艺术家在面对灾难时的反应方式是不一样的，这个很难说有什么启示。
CCA：面对病毒及其死亡的威胁，很多人也表示艺术的无能为力。你如何看艺术在这样的灾难中的意义，或对艺术无用论如何回应？
刘骐鸣：只有正确理解“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这句话，才能明白无用之用的艺术其实是人类灾难现场的诺亚方舟。
CCA：作为当代艺术家，面对正在遭遇的这场全球性的新冠病毒疫情，你会将这些遭遇通过艺术的方式表达出来吗？
刘骐鸣：只要人还活着就有表达的需要，艺术是其中一种方式。艺术家也可以采取更多是行动，艺术介入社会也需要多层次多角度，政治手段也很重要。
这次的展览作品《纽约疫情色志》就是前面几个月我对疫情反应的呈现之一，我的色彩影像日记。我把从2020年2月6日美国COVID-19疫情死亡第一例开始，到进入3月后的每天一个小视频集结。做成一部非常克制的非典型纪录片，整个影像均由微信朋友圈的15秒限制时长影像组成。碎片化的影像呈现出我目、足之所及的内容，从对全球疫情关注与纽约人的生活变化到禁足在家后的事件与状态，恐惧、对抗、无奈、无聊～
CCA：如果对这次疫情做出了自己的表达，这种表达是延续以前的方式，还是在一个紧迫的情境下做出一个特别的表达的方式？
刘骐鸣：这次疫情的全球流行，把每一个社会人都囊括其中，谁也无法置身事外。看着全球各国每天的死亡数据，就跟自己死亡了很多次一样，非常难受。在美国，你能听到很多百年老店的大公司因此宣布破产。总想做点什么，即使它显得微不足道。当人们的声音、图像、影像通过互联网络的传递着信心与希望时，我尝试把自己当作一个原子，投入到社会事件中去，让这个原子在事件中互动与生长。我喜欢这种社会雕塑的方式，行动就是作品的内容。这种行动也包括我做的一些义工行动，每一次的感触都是不一样的，印象最深刻的是在3月24日这天，我将“华人爱心传递”团队捐赠的防护物质送去Elmhurst医院，当天下午回家看到新闻后，也颇为忐忑。这家医院当天因COVID-19死亡13例，这是纽约封街前第一次一家医院一天死亡这么多人的情况。
CCA：在我们的社会环境中，这样具有反思性的表达的方式在现实中总是遭遇一种超病毒的社会效应，但这可能伴随未知的危险，你是否意识到这种潜在的危险，并做好了迎接这些危险的准备呢？
刘骐鸣：思想与表达不应该存在禁区，我们得做正确的事，尽管他可能充满危险。其实人的一生都是在危险的边缘中渡过的，这个世界没有永恒的安全地带。